总  序 

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百年沧桑

吴元迈

1994年9月20日，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五届年会在扬州举行，与会人员就如何反思过去、总结现在和开辟未来，更好地开展中国外国文学研究工作，进行了研讨。我在开幕式上作了题为“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外国文学”的发言，谈到了关于外国文学研究的一些思考和意见，即如何建立外国文学研究的中国学派，如何加强外国文学评论工作，如何发展跨学科和交叉学科的研究以及冷战后世界文学的多元新格局等。发言还在其中一个地方提出，“为了适应外国文学工作发展的客观需要，为了更好更系统地做好外国文学研究工作，我以为我们外国文学界应该创立一门独立的学科‘外国文学学’”，即“外国文学研究之研究”。其目的在于抛砖引玉，进一步探讨相关学术问题，以求教于前辈和同行。

进入21世纪后，当新中国成立60周年即将来临之际，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外国文学评审组，为了总结60年外国文学研究的收获与成就、经验与教训，为了更好持续前行，提出了国家社科基金的重大课题“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60年”。经过多次反复讨论和评审，最后确定由北京大学的申丹老师和华东师范大学的陈建华老师分别组队承担。

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这部洋洋大观的12卷本《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就是陈建华老师及其志同道合者历经多年艰辛和持续努力奋斗的结果。在该书付梓之际，建华老师要我为之作序。我深知自己的学识和能力均无法担当此项重任，希望他另请高明，但建华老师坚持邀约。在这种情况下，盛情难却，我只能勉为其难。想了想，好在我自己前些年在这方面多少做过一点工作，即撰写《新中国社会科学五十年》的外国文学研究部分，之后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组织一个编辑小组完成了此项任务（该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编，2000年5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正因为有这点缘分，便写了如下的思考与感想，是为“序”。

20世纪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与20世纪中国文学第一次转型

1840年鸦片战争以降，中国社会陷入深重的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之中，并从此进入多事的近代。与此时的西方相比，具有几千年光辉历史而且从未中断过的东方文明古国——中国，显然暂时落后了。一百多年之后，即1956年，毛泽东主席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曾就此全面而深刻地讲道：“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艺术是不是这样呢？中国在某一点上有独到之处，在另一点上外国比我们高明。小说，外国是后起之秀，我们落后了”；又说，“要承认近代西洋前进了一步”。这无异于说，中华民族的文化和文艺要学习借鉴“前进了一步”的西方。

其实，在历史的长河中，除少数时间以外，各民族各国家的文化文艺都不是单独地孤立地前行的，也不是平行地前进的；相反，它们总是在互相联系、互相交流、互相借鉴、互相影响中，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地共同向前推进的。这几乎是世界文化文艺发展的一条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既不存在绝对的、纯粹的东方文化或东方文艺，也不存在绝对的、纯粹的西方文化或西方文艺。这是被历史和实践一再证明了的真理。

不仅于此，由于各个民族和国家文化文艺发展的具体条件不同，它们的前进道路既不平衡也不平坦，既有高潮时期也有低潮阶段。在西方诸如中世纪的文化文艺，在中国诸如近代的文化文艺，均属于低潮时期，但是，前者在经历文艺复兴时代、后者在经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洗礼之后，两者都向前跨进了一大步，且成为人类文化发展的新里程碑。因此从总体上看，中西文化和文学都是历史地开放的、历史地与时俱进的，这是人类文化及文学前进和发展的共同路径和方向。

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转折，也是中国文化和文学发展的转折，并且迎来了它的转型期。经过晚清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运动，以及辛亥革命期间的近代文学变革，过渡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现代文学之实质性变革，这种变革始终同民族的解放和个人的解放交织在一起，即同反帝反封建以及那个时代对于科学民主的基本诉求紧密相连。

现代中国文学的变革，同借鉴和师法外国文学密不可分。“五四”时期文学的转型势在必行，它就是在外国文学的影响下发生的，因为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已经产生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产生危机，它们的内部机制必须进行变革，以便与之相适应。那个放开眼光的“拿来主义”，便应运而生，并且成为“五四”文化运动时期文学界的共识，按鲁迅的观点看，“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五四”时期如此，19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文学新时期，同样如此。

外国文学研究首先和外国文学翻译休戚相关，尤其是在文学的大转型时期，更是如此。我们知道，20世纪曾多次掀起文学翻译高潮。其实，晚清时期的文学出版状况已有所变化，有人统计，“晚清小说刊行的在1500种以上，而翻译小说又占有全数的三分之二，仅林纾的译作就有100余种”。2鲁迅还创办了中国第一本专门介绍外国文学的杂志《译文》（1934—1936年），功不可没。《译文》翻译介绍了俄苏、法、英、德等许多国家的文学作品，并推出了关于高尔基、罗曼·罗兰、普希金等的四期特刊。《译文》时代虽然渐行渐远，但我有幸在1981年同叶水夫同志一起，在浙江外国文学学会负责人宋兆霗的陪同下，在一处离西湖不远的寓所里访问了当年《译文》的参与者黄源，并聆听他关于《译文》创刊前前后后的故事。

“五四”时期，学者、评论家、作家和诗人以及翻译工作者往往一身多任，且学贯中外，诸如周氏兄弟、郭沫若、茅盾、巴金、田汉、郁达夫、林语堂等。在我工作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老一辈的冯至、卞之琳、李健吾、罗大冈等，也是如此。我们这一代外国文学研究者与他们相比，总体差距是明显存在的，值得我们今天思考。

应该说，“五四”时期的外来思想和外来文学样式的影响前所未有。举例来说，《新青年》杂志每期都有介绍欧洲文学思潮的文章，以及翻译现实主义及其他流派的作家的作品。《小说月报》还推出了一系列“特号”，诸如俄国文学研究、法国文学研究等等。在它们的影响下，中国出现了各种文学观念、方法、样式，如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的文学观，创造社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观（后来有变化），以及同唯美主义和象征主义等相适应的种种文学观。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吸收了外国文学领域的三大文艺思潮，即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

中国新文学的批评模式除了运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批评外，还运用了现代人本主义、直觉主义、印象主义、表现主义等批评形态，呈现出一种多样化、多元化的中国批评格局。同时可以看到，在西方三大思潮中，现实主义对“五四”时期的中国最具影响力。当时中国的现实主义创作，并非教条的、没有变化的，而是广阔的、开放的，师法了其他各种“主义”的有益成分；特别是鲁迅的现实主义创作，既开放又密切联系中国之国情，是一种极具中国味道和特色的现实主义，从而使他成为中国的现实主义的伟大代表者。

在中国的“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演变进程中，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和早期共产党人的提倡分不开的。当时的苏联（间接通过日本）的革命文学对中国革命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沈雁冰兄弟的《文学与革命的文学》及《无产阶级艺术》，以及蒋光慈的《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等，均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1931年在上海成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不仅团结了更多革命作家，而且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建设发生了重大作用，诸如组织翻译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卢那恰尔斯基的《文艺与批评》等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之作；之后又出版《科学的艺术论丛书》，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在中国形成的第一个高潮。其中，因为种种复杂原因也产生了个别的“误读”，诸如把弗里契和波格丹诺夫的庸俗社会学著作视为马克思主义之作。但瑕不掩瑜，总体来说，由于时代条件的关系，这在所难免。

新中国成立后17年及“文革”10年的中国外国文学研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历史上一个新纪元的开始。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大国，而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成立伊始，“学习苏联”，“向苏联一边倒”成了中国各个领域的目标和使命。与此同时，学习苏联，以苏联的观点和方法，以苏联的经验和尺度为参照系，来审视世界各国文学及其作家作品，也成为中国外国文学工作者的第一任务。毋庸置疑，中国在学习介绍苏联文学成就及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方面，是有成绩的。学习苏联，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文学的选择；因为那时的西方国家以及不少非西方国家，并未同中国建交，从而使我们在文化文艺上失去了与西方国家正式交流的机会。这是历史条件使然，今天我们不能不客观地看到这一点。

但是，由于我们对苏联文学及其思潮持全面引进、全面接受的态度，不能以我为主，以民族的主体性为主，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哪些是社会主义文学的普遍规律，是必须学习的；哪些是在苏联行之有效的艺术经验，但并不适合中国国情，不能照搬的；哪些是苏联的问题和失误，属于简单化、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之类，是我们应该力求避免、引以为戒的。此外，苏联文学及其思潮同世界各国一样，都是处于变化和发展之中的一种动态文艺，必须进行全面、客观和长时期的考察，不能以一时的政治关系而不按艺术规律行事，便匆忙作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

历史的经验教训不可忘却，值得注意和重视。中国社会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具体地说从1980年代起的一段较长时间里，我们在文学领域重复了过去学习苏联的那些失败经验，对西方的种种理论模式，不求甚解，生搬硬套，反过来又唯西方文学样式和西方理论模式马首是瞻，不加分析地跟着走。当然，不是所有的文章和著作都如此。

其实，中苏文学的“蜜月期”并不太长，只有10年。1960年中苏两党关系发生裂痕；1963年两党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开展大辩论，即所谓的“九评”。此后两国两党关系急转直下：双方火力全开，针锋相对，不断上纲上线。例如，苏联被视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国家”、“现代修正主义的发源地”。与此相适应，社会主义的苏联文学被定性为“苏修文学”。苏联文学的翻译、介绍和出版，从此大规模地由公开转入内部，这就是后来人们提到的那些“内部发行”、“内部参考”的“黄皮书”（其封面是黄色的，由此得名），例如苏联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的第二部、《解冻》、《生者和死者》等等译介的由来。那时作为“西方资产阶级破烂货”的西方文学，具有同样的命运，例如西方作品中的《麦田的守望者》、《往上爬》等等，也被打入冷宫；英国作家和批评家T. S.艾略特被看成所谓的“资产阶级的御用文人”；法国进步作家罗曼·罗兰的人道主义被全盘否定；美国文学流派“垮掉的一代”被视为资产阶级的腐朽文学等等。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些供内部参考批判之用的“黄皮书”，却为往后的外国文学研究保存了一大批重要和有益的资料。

事情还不止于此。1966年5月，中共中央“5·16通知”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它“要求彻底揭露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领域中的领导权”。矛头所向十分明显，从此一场长达10年之久的浩劫——“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与此同时，对所谓“苏联修正主义文学”的批判进一步加强和升级。其实在这之前，1966年4月10日，所谓《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即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发到全国，并且指出《纪要》对部队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形势的分析“适合于整个文艺战线”。《纪要》尤其是对俄苏文学作出了令人惊讶的、无以复加的歪曲，并颠倒黑白地声称：中国1930年代的文艺思想，实际上是“俄国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以及斯坦尼斯拉弗斯基的思想”，对他们的“迷信”必须“破除”。又说，“反对外国修正主义的斗争”，“要捉大的”，“捉肖洛霍夫”，“他是修正主义文艺的鼻祖”等等。《纪要》对俄苏文学的大力挞伐，成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文坛对待俄苏文学的纲领性指南，此后的大批判，基本上就是以此展开的。例如，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被视为“复辟资本主义、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大毒草”；《一个人的遭遇》是“为社会帝国主义效力的黑标本”等等。《纪要》不仅如此讨伐俄苏文学中的精华，而且在它的推动下，整个外国文学界都被说成是“崇洋媚外”，是在“贩卖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货色”。“四人帮”在上海的写作班子还炮制了《鼓吹资产阶级文艺就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文章，不但否定西方现代派文艺，而且否定我们以前曾经肯定的资产阶级进步文艺，即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批判现实主义的文艺，还胡说它们“为资本主义鸣锣开道”、“蒙蔽劳动人民”、“维护剥削制度”。总之，在“四人帮”看来，外国文学界贩卖的是“封、资、修”。这足见那时文艺领域的形而上学和庸俗社会学是何等之猖狂！幸好，这一页很快翻了过去，但是它的教训却极其深刻，而且在今日全球文艺领域内，形而上学和庸俗社会学并没有销声敛迹，只是程度有所不同，人们对它们不应等闲视之。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以及“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苏联文学及外国文学的介绍和研究，经历了一个大起大落的复杂过程：从全面学习、全面接受到全面否定、全面批判。在这种复杂情况下，写作者十分为难，实际上呈现出的多是一些应景性的或大批判的文章，真正有分量有见解的著述，可谓凤毛麟角，甚至有些苏联文学的介绍和研究还没有达到新中国成立前的水平；相比之下，西方文学和东方文学的领域，虽然研究成果同样不多，虽然也写了一些大批判的文章，但毕竟留下了一些好的与比较好的著述，如金克木的《梵语文学史》（1964年）、杨周翰等三人的《欧洲文学史》（上册，1964年）等，就具有开拓性和填补空白的意义。

1978年后作为学科建设的外国文学研究

打倒“四人帮”之后，特别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外国文学介绍和研究同共和国的其他领域一样，迎来了百废俱兴、蓬勃发展的历史性春天。

1978年9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预备会召开，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八年发展规划的初步设想》。接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冯至在北京召开外国文学工作座谈会，并于同年11月在广州召开全国外国文学研究工作规划会议，来自全国各地外国文学研究、教学、翻译和出版界70 多个单位的140余名代表，济济一堂，讨论并通过了《外国文学研究工作八年规划》。这是外国文学工作者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举行的第一次盛会，也是一次学术的动员会和进军会，其意义重大而深远。会议还决定成立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外国文学工作者的社团组织，标志着中国外国文学工作进入了其历史发展的全新时期。

随着“四人帮”的覆灭和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开始，外国文学首先经历了拨乱反正的阶段，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克服了17年“左”的指导思想的干扰和影响、清算了林彪和“四人帮”在文艺领域的种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重新把握了文学与政治的正确关系、坚持了文学研究历史观点和美学观点相统一的观点及方法多样化的主张，从而有效地突破了外国文学的一系列禁区，扩展了外国文学研究的范围，加强了同外国文学同行的交流与对话，使外国文学研究得以朝着全方位全领域的方向大踏步前行，取得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它们不仅包括流派和思潮的研究，也包括丰富的作家作品和多样化题材的研究、文学类型和文体史的研究、作家传记和评传的研究。文学史研究更是欣欣向荣，不仅有为数不少的大部头的通史，也有各种各样的各国断代史的问世。比较文学及其理论的研究，同样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而外国文学研究中那些向来薄弱的学科，诸如南美文学、北欧文学、意大利文学、非洲文学、西葡文学等等，均进入了成果的丰收季节。

对于学科发展，特别值得注意和重视的是“外国文学研究之研究”，这是外国文学研究进入新阶段的重要表现之一。一是梁坤主编的《新编外国文学史——外国文学名著批评经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中国20位外国文学研究者分别阐述了20部外国文学经典作品；二是陈众议于2004年开始组织的大型系列丛书《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译林出版社，第1批2014年版）。二者的阐述重点不同，前者以文学作品为对象，后者以作家诗人为对象；两者不仅具有互补性，而且相得益彰，标志着中国外国文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更加深入发展和开拓前进的新阶段，可喜可贺。

20世纪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与20世纪中国文学第二次转型

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文学新时期，可以说是“五四”运动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复兴和发展，是又一次人的觉醒和解放。正是改革开放这一具有历史性的事件，使中国文学得以摆脱封闭和偏狭、形而上学和庸俗社会学的危机，走向复兴和发展。

文学新时期伊始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第二次转型像第一次文学转型一样，是从翻译介绍和引进外国文学的新状况起步的。文学“拿来主义”再次成了文学界的共同诉求。从外国拿来的，同“五四”时期相似，首先是三大思潮或流派，相同的如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不同的是“五四”时期并未产生的后现代主义，以及20世纪五光十色的国外的新思潮和新理论。同时应该看到，20世纪的新理论新思潮并不限于20世纪之内，例如，在20世纪发生重要影响的诸如现象学和实证主义的思潮和理论等，在20世纪前就已存在。

众所周知，中国文学改革开放新时期，是从恢复真实性、“恢复现实主义传统”起步的。毫无疑问，这是对“四人帮”反动文艺观的直接反驳。

恢复现实主义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但问题在于20世纪的现实主义之形式和内容，与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相比较，已无法同日而语。传统上老是把现实主义定义为“以生活本身的形式反映生活”。其实，是不准确的，这只能导致削足适履，因为20世纪的生活和艺术都在飞快发展。即便是19世纪现实主义，虽然主要是以“生活本身的形式反映生活”，但也存在不同的形态和类型，例如幻想的或象征的等等，果戈理的某些小说就是如此。卢卡奇在1930年代提出，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的创作是现实主义的样板和模式，这一观点并没有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因为20世纪小说，尤其是西方小说，文艺的十八般武艺都用上了，甚至包括20世纪之前以为同现实主义格格不入的神话在内，都用了，例如20世纪托马斯·曼的现实主义小说、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小说、艾特玛托夫的现实主义小说等，都大量运用神话。这不是现实主义的异化，也不是现实主义的毁灭，而是现实主义的与时俱进。归根结底，这是20世纪生活的使然。可见，那种以细节真实和生活本身的形式来定义20世纪的现实主义，已越来越不可能。即便对于卢卡奇，他的晚期著作也对1930年代的观点作了修正。本文作者在1980年代曾多次介绍国外有关的新动态，并提出 “现实的发展与现实主义的发展”之新命题。

现在，究竟应该如何定义现实主义，的确是个难题，需要人们进行认真探讨。我以为，必须另辟蹊径，首先考虑作品关于人的观念、关于世界的观念，同时不要把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段绝对化，这是现实主义不同于其他“主义”之处。很遗憾，在这里我没有时间加以专门讨论。

关于后现代及后现代主义。在今日世界上，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按哈贝马斯的看法，启蒙主义并没有成为过去，现代化仍然是未竟之业。后现代并没有到来。对于西方理论界这些不同的观点，我们不必匆忙作出结论，急于分清谁是谁非，而是应该客观地冷静地观察一段时间。

关于后现代主义小说，其实正确地说，它是一种实验小说。我在多年前主编的《20世纪外国文学史》的“序言”里，就表达了这个观点。从艺术角度看，20世纪文艺吸收了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荒诞、意识流、黑色幽默等许多有益成分，从而丰富和开拓了20世纪的艺术视野，促进了20世纪艺术的进一步发展。

20世纪世界文学及其理论思潮和流派的多样化与多元化，也影响了和促进了20世纪中国文学第二次转型期文学多样化多元化格局的形成。

这就是我对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之百年历史变迁的一些认识和思考。

                                                     2015年春于北京

导  言 

陈建华

一

《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共12卷，500余万字，是一个以外国文学研究为切入点的大型学术史工程。本书由华东师范大学陈建华教授担任总主编，参加本书写作的有国内数十位专家。本书的基础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60年”的结项成果，该项目于2009年底立项。项目进行中，首席专家陈建华与各子课题负责人达成共识，将研究时段往前拓展至新中国成立之前，即从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初创时期开始直至当下。项目涉及时段长，范围广，内容复杂，参与学者较多，完成有一定难度。2013年底项目成果送审，2014年秋天结项。又经半年修改，于2015年3月上旬定稿。

为了较为全面地反映中国外国文学研究所走过的学术历程，全书作如下架构：“总论”两卷，“文论”一卷，“国别卷”七卷，“国别综合卷”两卷。各卷负责人分别为：第1卷《外国文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华东师范大学陈建华教授；第2卷《外国文学研究的多维视野》，华东师范大学陈建华教授；第3卷《外国文论研究的学术历程》，中国社会科学院周启超研究员；第4卷《美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南京大学江宁康教授；第5卷《英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福建师范大学葛桂录教授；第6卷《法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华东师范大学袁筱一教授；第7卷《俄苏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华东师范大学陈建华教授；第8卷《六十年来的中国德语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叶隽研究员；第9卷《日本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北京师范大学王向远教授；第10卷《印度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深圳大学郁龙余教授；第11卷《欧美诸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上海师范大学朱振武教授；第12卷《亚非诸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天津师范大学孟昭毅教授。

二

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已经走过漫长的学术历程。据目前可考证的史料记载，中国对外国作家作品最初的评点始于1830年代。到了清朝末年，这方面的引介和评点逐步增加。民国建立前后，开始有了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外国文学研究。史料表明，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经历了从稚嫩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其成果虽不能与近30余年相比，但并非一片空白，不能漠视。20世纪上半期的文坛，译介活跃，引进了大量的作品和理论书籍，在中国新文学与新文化的建设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推动了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新中国成立前的外国文学研究尽管总体水准受到局限，仍出现了一批原创性的成果和一批优秀的学者，为新中国外国文学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学术和人才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的60余年，中国历史发生巨变。人民政权的建立不仅为积弱积贫的中国开辟了一条走向富强的道路，也为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新的生机。当然，新中国的发展道路走得并不平坦，特别是前30年中颇多曲折，这对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带来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尤其是在“文革”时期。不过，尽管干扰颇多，前30年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也并非空白，还是出过一些成果，培养过一批人才。改革开放以来的30余年里，外国文学研究迎来了立足于新基点上的高潮时期。外国文学研究全方位展开，不仅成果数量大增，而且开始出现一些大型的综合性成果，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是过去难以企及的。老、中、青三代学人共同为此贡献了自己的智慧与才华。

在成绩面前，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外国文学研究中仍存在不少问题。除了极个别人剽窃他人成果的不良行为外，更多的是学风不够扎实或学术水平不高的问题。某些研究者对所涉领域浅尝辄止，急功近利，对外来理论生吞活剥，粗疏、重复、浮夸，这一类现象并不鲜见。无怪乎有学者疾呼研究中的“原创精神”、“主体意识”、“原典性实证”等。有没有这种精神、意识和学术态度，研究的格局和境界应该是大不相同的。

认真梳理中国外国文学研究走过的学术历程，客观评价学界在这一领域中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对于新世纪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三

本书属于学术史研究的范畴。国内的人文社科学术史的研究自1990年代至今颇为学界关注，葛兆光的《中国禅思想史》、陈平原的《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等著作，在学界起了引领作用。文学界而后推出的《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等著作，同样引人注目。这一现象的出现有其必然性。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已经走过了一个世纪的历程，学者们“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回顾和反思本学科学术发展的历史，反映了继承学术传统，并试图在前人基础上作新的开拓的意识。

相比之下，外国文学界起步稍晚，21世纪初开始出现一些相关著述，如陈建华的《中国俄苏文学研究史论》（2007年）、叶隽的《德语文学研究与现代中国》（2008年）等。有评论称：“两部著作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学术史研究模式——陈著立足于文学研究本体，而叶著更侧重于包括制度史在内的学科发展考察。这两种研究模式各有特点，互为补充又不可替代，为后续研究提供了范例。”此外，由陈众议领衔的“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工程·经典作家系列”也开始有成果问世，如《塞万提斯学术史研究》（2013年）等。但就总体而言，外国文学界仍缺少“对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及当前的热点和重点、成就和问题、不同的学术观点和学派、发展的趋势和方向等，作出全面的客观的评估”的学术著作。因此，本书虽有重大项目作前提，但本质上则由上述因素所催生。

四

本书各卷主要从以下方面展开：第一，梳理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第二，探讨外国文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第三，考察重要的外国文学现象的研究状况；第四，勾勒本学科学人群体的面貌；第五，整理归纳重要的文献资料。

本书第1和第2卷为“总论卷”。第1卷《外国文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讨论了外国文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以及外国文学研究话语转型的问题。第2卷《外国文学研究的多维视野》从宗教学、社会学、译介学、叙事学等角度考察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并探讨了其他相关问题。这两卷约请陆建德研究员、杨慧林教授、刘建军教授、王宁教授、叶舒宪教授、聂珍钊教授、谢天振教授、张德明教授、王立新教授、王诺教授、麦永雄教授等国内著名专家，就他们所擅长的领域切入主题，阐述各自独到的见解。参与这两卷写作的尚必武教授、郝岚教授、范劲教授、温华副教授等年轻学者的文章也显示了他们深厚的学养。本书第3卷《外国文论研究的学术历程》，考虑到文论的特殊性，所以单独成卷。该卷关注中国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文论、俄苏文论、英美文论与欧陆文论等的研究，以每10年为一个时段，以学人、学说、学刊为经纬，客观记录与重现了几代学人在这一领域辛勤耕耘的足迹，希望以此为未来的“拿来”探寻出更好的战略路径。

本书的其他九卷为“国别卷”和“国别综合卷”，分别对有关国家的文学研究的情况进行了深入考察。这九卷中，前七卷包括美、英、法、俄、德、日、印七国，后两卷分别为欧美诸国和亚非诸国。美国卷梳理了中国的美国文学研究的脉络和重要成果，对研究的源头和相关的学术机制进行了阐释。该卷借鉴计量史学的数据统计和分析方法，对学科发展的状态进行了定性和定量分析，力求对国内的美国文学研究得出比较客观和科学的评价。该卷还关注学术组织和机构的活动，关注当下青年学者群体的成果，强调学术自觉和学术创新的学科史意义。英国卷在全面梳理英国文学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展示了国内英国文学研究的脉络和主要特征，评析了国内学者在英国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方面的有代表性的研究著述。该卷在总结英国文学研究经验的基础上，对该领域有待开拓的课题作了前瞻性概括。法国卷考察了中国的法国文学研究状况，对中国的法国文学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梳理。该卷关注法国文学在中国的阐释主体和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并通过对法国文学研究中的某些个案的讨论，诠释在历史维度、读者期待与研究个体三重作用下的法国文学的研究特点。俄苏卷以俄苏文学研究的历程为线索，以学术转型为理论框架，梳理了俄苏文学研究的成绩和不足。该卷的重点是论述新时期以来俄苏文学研究的状况，包括对总体面貌的展示，对文学史和文论研究的分析，对重要的作家作品研究的考察，对俄苏文学专业期刊的梳理，并探讨了俄苏文学学人队伍的构成和特色。德语卷考察了中国德语文学研究的学科史状况。该卷以史实梳理和线索勾勒为主，对作为个案的学术史代表人物、对“经典”的研究著作、对学术史本身，均有较为透彻的反思。该卷关注德语文学研究如何在中国语境中承继、发展，并由此生发出与此相关的学术史、文学史、教育史与思想史课题，初步探讨了其在中国学术史上的意义。日本卷展现了中国几代研究群体的学术成就，对学者们在日本文学史研究、古典散文叙事文学研究、能乐等戏剧文学研究、现代文学研究等领域所取得的成果，作了分析和评价。该卷认为，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经历了由文学评论到文学研究、由非专业化到专业化、由追求功用价值到追求纯学术价值乃至审美价值的发展演变历程，指出了日本文学研究在不同历史阶段，对中国的社会政治思潮、文学文化革新等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印度卷对中国的印度文学研究进行了考察和评析，对学科史作了回顾。该卷在研究史的大背景下，对学科的代表人物和代表著作进行了评价。该卷关注重要现象、重大事件在中国印度文学研究史中的意义与影响，并对今后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设想。欧美诸国卷涉及除美、英、法、俄、德以外的欧美诸国的文学研究。该卷关注上述国家或地区的文学研究在中国发生和发展的情况，以及学术史上的意义，探究了不同时期的政治气候、社会发展和国内外思潮对上述研究产生的影响，揭示了中国学者主体意识的萌发、学术自觉和批评自觉的形成。亚非诸国卷涵盖的范围包括除日本、印度之外的亚非重要国家和地区。该卷考察了中国对上述国家或地区的文学进行研究的历程，在整体梳理中国的亚非文学研究状况的基础上，归纳了各阶段的研究特点，并对一系列重要国家或地区、一批重要的作家和作品，进行了具体探讨，评价了中国学界在相关研究中所取得的成果与存在的不足。

五

本书的完成离不开参与者在学术思想、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的探讨与创新。本书的参与者对研究中所遇到的问题，特别是关于学术史的研究理念，展开过多次交流与切磋。例如，2013年年底在上海召开的研讨会上，来自中国社科院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研究机构与高校的数十位专家，围绕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的话题，对治学理念和治学方法展开了深入讨论。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介绍了从事学术史研究的心得，阐述了学术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以及“上挂政治史，下联教育史，左傍思想史，右带文化史”的视野。四川大学曹顺庆教授结合自身的研究经验指出，要重视中国已有的学术研究的传统，不能为西方话语所统治，在研究中应该提倡西方理论话语与中国理论话语的交融。清华大学王宁教授以“世界文学背景下的外国文学研究”为题作了发言，强调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要强化与域外学界的对话意识。本书的不少作者，如陈建华、周启超、江宁康、王向远、孟昭毅、葛桂录、袁筱一、朱振武和温华等，也都作了主题发言。所谈的问题针对性强，且建立在长期研究的基础之上，这样的讨论对本书的完善颇有助益。

本书的作者对相关问题有过深入的思考，这些思考很有价值。例如，王向远教授认为，“学术史的写法和其他历史著作的写法根本上相通，都要求科学合理的架构、丰富充实的史料、敏锐深刻的史识、客观公正的立场、包容百家的心胸”。他提出写学术史要处理好三个关系：（1）正确看待学术成果与学术活动、学术性身份之间的关系。“评价一个学者必须坚持‘学术成果本位’的原则，以他的学术成果为主要依据。”（2）正确认识学术成果的数量与质量的关系。“数量多未必质量好，但很高的学术水平往往要从大量的学术成果中体现出来。”（3）处理好学术成果的两种基本形式——论著与论文的关系。“专著（包括专题论文集）更能集中地体现其研究的实绩与水平，因而以专著为主要依据来评述其学术成绩，是可行的、可靠的。”王向远教授还就日本文学研究史的特殊性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些见解是长期浸润其中的学者的可贵的经验之谈，值得珍视。叶隽研究员也在不同场合提出了治学术史的理念。在他看来，学术史研究不仅仅要将以往的学术研究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一个有追求的学术史研究者必然会将某个知识系统的整体发展与演变的轨迹纳入自己的视野，会引入思想史等有价值的学术资源，从而超越简单的梳理概括的格局而构筑起自己的学术逻辑。他认为，中国学者应该强化主体意识、对话意识和跨学科意识。所谓“主体意识”，强调的是中国学者的主体性，表现在方法论上有自觉的传统资源借鉴和建构努力。所谓“对话意识”，强调的是互动的重要性，中国学者应当在与各国学者共同提升某领域的学术研究中确立自己的基本定位。所谓“跨学科意识”，强调的是学科之间的融会贯通，自觉扩充自己的不同学科的知识域。这些见解对于本书的研究有方法论的意义。

本书的作者在研究方法上也有不少创新。例如，葛桂录教授强调要重视文献资料，提倡实学视角与比较视域，试图建立一种立足于文献、学术与思想的立体的学术史研究框架。王向远教授也强调材料和实证的重要，但作者明确反对研究方法上的“和臭”（即日本气味）：“绝大多数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重材料、重实证、重考据、重细节、重微观，但其文章或著作往往结构松弛，缺乏思想高度与理论分析的深度。从积极的方面看，这样写出来的文章，不说空话和大话，风格平实质朴；从消极的方面来看，往往罗列材料、平庸浅陋、啰唆絮叨、不得要领，只摆事实，不讲道理。”对于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者，这是需要警惕的。江宁康教授探讨了将计量分析与人文学术史研究结合的可行性。他主持的“美国文学研究”卷注重从实证的角度来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特别是对具体数据进行了图标分析，提出了新的学术观点。郁龙余教授认为，除资料的运用外，要更重视学术理论、学术观点、学术方法的创新，以及学者的学术思维的更新。当下的中国不缺学问家，缺的是思想者型的学问家，而中国的学术振兴需要大批思想者型的学问家。上述具有新意和独立意识的探讨，既保证了书稿在史述与论述、纪实与分析上的统一，也为学界提供了颇有价值的理论成果。

六

目前完成的《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是中国国内第一部以国别研究为主要切入点的多卷本外国文学研究史著作。本书作者从各自的角度对长达百年的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进行了全面观照，在充分展示中国外国文学研究所取得的成绩的同时，也从方法论的角度指出了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这些年来，社会在进步，学术在发展。不管是社会还是学界都变得更为多元，更为多彩。但是，价值危机、浮泛学风和评价机制，也对外国文学研究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如何推动外国文学研究健康发展，也是本书作者思考的一个方面。参与本书写作的学者们从诸多方面作出了艰辛的努力，取得了有价值的成果。

作为本书的主持者，本人向所有参与这次撰写工作的学者致以诚挚的谢意，特别是各卷的领衔者：周启超研究员、江宁康教授、葛桂录教授、袁筱一教授、叶隽研究员、王向远教授、郁龙余教授、朱振武教授、孟昭毅教授。这些领衔者多为在学界享有盛誉的年富力强的学者。选择这些学者作为合作者，主要是因为他们在各自的领域深耕多年，前期成果丰富。这些学者多数是与我有过长期交往或合作的友人，也有个别因此次合作而相熟的学者。这些学者均承担有其他重要的研究工作，有的还担任着繁重的行政职务，但对于我的邀请，所有人均慨然应诺，并且以极大的努力合力完成了这部工作量极大的研究史著作。成果固然重要，但在研究中结下的友谊更为我所珍视。本书12卷中有几卷是由一人或两人完成的，其余则是由多人合作完成的。应该说，本书的撰写集中了国内外国文学研究界相当一部分长期关注学术史、研究史的学者群体，其中也包括一些年轻的学者，这些年轻学者的出色成果代表了学科的希望。

这里还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吴元迈荣誉学部委员，吴先生一直关注本书的撰写工作，并拨冗为本书撰写“总序”；感谢为本书提供高质量文章的陆建德、杨慧林、刘建军、王宁、叶舒宪、聂珍钊、谢天振、张德明、王立新、王诺、麦永雄、尚必武和郝岚等专家；感谢对本书给予长期多方面支持的夏仲翼、郑克鲁、陈众议、戴玮栋、罗国祥等学者。感谢始终以极大的努力协助我工作的华东师大团队，特别是袁筱一、金衡山、杨明明、范劲、田全金、杜心源、温华、蒋向艳、陈静、刘苏周、杨克敏、陈婧、杜力、林辰、袁晓军等。感谢重庆出版集团陈兴芜书记、别必亮主任，以及为本书出版付出辛劳的曾海龙、秦琥等所有编辑。此外，还要向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国家出版基金规划办、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华东师范大学社科处等相关部门致以敬意，没有他们多方面的帮助和支持，要完成这样的学术工程是难以想象的。

写好一部研究史需要对相关的学科领域进行科学的梳理，要记录下众多学者以生命和智慧构建的知识系统和范式体系，要善于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把握重要的学术问题，要有理性的反思精神，难度是相当大的。它不仅需要研究者尽可能详尽地占有资料，更需要研究者具备较高的学术境界与创造力。尽管本书的作者以高质量、出精品为目标，但由于各种因素所致，笔者深知目前完成的书稿中存在着疏漏和不足，因此热诚希望得到学界的批评与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