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语言的诗性 

想必也是因为我作为翻译匠长期处理文体的关系，较之小说的故事性、人物塑造以至历史感等因素，我感兴趣的更是其个性化文体，或者说是其独特的语言风格，尤其语言的诗性。应该说，在这个信息化时代，在海量图文信息和网络文学的冲击下，语言逐渐失去了严肃性、经典性和殿堂性，文学语言亦随之失去鲜明的个性和诗性。用复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的话说，“开放的社会最不缺的东西，或许就是语言了……语言太多了，好语言太少了”。不妨认为，中国小说之所以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鲜有小说文本进入经典化殿堂，除了意识形态等政治因素，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文体或语言缺乏个性和诗性，尤其缺乏个人化诗性。而村上的小说之所以到处攻城略地并开始显露经典化倾向，依照村上本人的说法，一是因为故事有趣，二是因为“文体具有普世性渗透力”。而他的志向就是“想用节奏好的文体创造抵达人们心灵的作品”。至于“普世性渗透力”究竟指的是什么，一下子很难说清，但至少离不开诗性因素——没有诗性，没有“润物细无声”般的诗性渗透力，所谓普世性渗透力也好，本土性、地域性渗透力也好，恐怕都无从谈起。而这样的语言或文体，其本身即可叩击读者的审美穴位、心灵穴位而不屑于依赖故事性。

下面就请让我从《没有女人的男人们》中我译的《驾驶我的车》和《恋爱的萨姆沙》这两个短篇中信手拈出几个比喻句为例，一起静静体味一下。

1、双耳又宽又大，俨然荒郊野外的信号接收装置。

2、“喜欢手动档。”她用冷淡的语声说。简直就像铁杆素食主义者被问及能否吃生菜一样。

3、相邻车道的拖车如巨大的宿命阴影一样或前或后伴着萨博。

4、两人久久地相互对视。并且在对方的眸子里发现了遥远的恒星般的光点。

5、自己的太太被别的男人抱在怀里的场景在脑海里挥之不去，总是去而复来。就好像失去归宿的魂灵始终贴在天花板一角监视自己。

6、走廊空无人影，四周鸦雀无声，如深海的底。

7、餐桌变得惨不忍睹。就好像一大群乌鸦从大敞四开的窗口飞扑进来，争先恐后把那里的东西啄食得一塌糊涂，而后就势飞去了哪里。当他大吃特吃后好歹喘过一口气时，桌上的东西几乎荡然无存。没有动过的只有花瓶里的百合花。

8、羽绒被中煦暖如春，简直像钻进蛋壳里一样舒心惬意。

9、女孩以令人联想起熄掉的柴火般麻木的声音说。

10、（女孩）兴味索然地把嘴唇扭成中国刀一般遒劲而冷静的形状……

怎么样，这些比喻够有诗性的吧？够好玩的吧？汪曾琪说过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而比喻无疑在语言或文体中有独特的作用。余光中甚至说“比喻是天才的一块试金石。（看）这个作家是不是天才，就是要看他如何用比喻。”那么，村上是如何用比喻的呢？仅就这里的例子来说，至少有一点不难看出，村上用来比喻的东西起码有一半是超验性的，因而同被比喻的经验性的人或物之间有一种奇妙的距离，而诗性恰恰蕴含在距离中。如拖车同宿命阴影、眸子同遥远的恒星、妻子跟人上床的场景同失去归宿的魂灵、走廊同深海的底、声音同熄掉的柴火，以及嘴唇同遒劲而冷静的中国刀……后者有谁实际见过、感受过、经验过呢？也就是说，从经验性、常识性看来，二者之间几乎毫无关联。而村上硬是让二者套上近乎，缩短其距离，从中拽出一丝陌生美，一缕诗性。在小说中，诗性有时候也可理解为意境和机趣、情趣、风趣。必须说，这正是村上文体或语言风格的一大特色。

带有诗性或机趣的比喻，中国小说中当然不是没有。但两相比较，超验性的似乎不多。举两对例子。例如同样比喻太阳，莫言说“赤红的太阳……好像一个慈祥的红脸膛大娘”；村上则说“新的太阳好像从母亲腋下出生的佛陀一样从山端蓦然探出脸来”。同样比喻月亮，莫言说“那天晚上的月亮……像颜色消退的剪纸一样，凄凄凉凉地挂在天上”；村上则说“可怜巴巴的月亮像用旧了的肾脏一样干瘪瘪地挂在东方天空的一角”。

不言而喻，较之“红脸膛大娘”和“剪纸”，“佛陀”和“用旧了的肾脏”显然是超验性的，非日常性的。有一种大跨度想像力生成的新颖而睿智的诗性和机趣。

（2015.5.23）

村上春树的局限性 

林少华
  幸也罢不幸也罢情愿也罢不情愿也罢，我这辈子算是同那个名叫村上春树的人捆在一起了。这不，《新民晚报》“夜光杯”开场第一杯就是品村上。不过就写文章来说，我还是情愿品谈村上的。毕竟捆在一起二十五年了，想不品出点滋味也难。而若让我避开村上而品谈井上川上河上，那反倒是个麻烦。有谁喜欢麻烦呢？不过今天不想谈村上如何好，而是想谈谈他如何不好。准确说来，谈谈他的局限性。他的好，他的独特性，我谈得太多了。讲课也罢讲学也罢讲座讲演也罢序跋论文也罢，不知谈了多少。以致有读者打抱不平，一次悄悄提醒我，“人家村上可是从没说过你的好哟！”我略一沉思，辩解道至少见面时他亲口对我说“翻译了我这么多书，辛苦了，谢谢！”这位漂亮得直晃眼睛的读者再次提醒“那可是礼节性寒暄话哟！又是日本人的寒喧话?……”说得我一时无语。脸上的笑容不知暂且收起来好还是就那样挂着好。得得！不过我今天想说他的不好，倒不是出于赌气或意气用事。说的堂皇些，是出于学者的责任：在大多数人不以为然的时候，要强调他的好，烧把火升温；而当大家已经趋之若鹜，就要指出他的不好，泼冷水降温。以求取某种平衡。或者借用村上的说法，把世界的钟摆调到适当位置。

  言归正传。那么村上如何不好呢？不妨先听听陈希我的说法。八月中旬我去广州在南国书香节老生常谈，继续谈村上如何好。谈罢对谈时陈希我在礼节性表明村上是它读得比较早和比较喜欢的作家之后，迫不及待地讲起村上的不好。概而言之就是：村上作品通俗性强于文学性，修辞好过思想，长篇不如中短篇。尤其缺乏驾驭思想性强的长篇的能力。除了《奇鸟行状录》，长篇基本都有一种“空的感觉”。这位在大学教比较文学的中年作家认为，村上最出色的能力是“灰色感受力”，即对灰色地带、中间地带的感受能力，村上小说经常采用回忆式。回想当年怎么样当初怎么样，把过去统统打去灰色地带，让过去成为美好回忆。村上是比较懂得营造这种气氛和韵味的作家。这在文学修辞上是很成功的。
  我赞同陈希我的说法。尤其欣赏“灰色感受力”这一个性表达方式。这有可能来自一个作家对另一个作家的作家式感受力。我不是作家，只好退而求其次，以硬邦邦的学术性文体概括村上文学的局限性一一当然是我这个中国学者眼中的局限性一一自不待言，社会转型是当今中国面临的一大主题。转型成功与否直接关系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的存废和中国的未来走向。社会转型的目标之一就是建立一个以自由丶理性、个人权利与责任以及公共道德、文明秩序为支撑的现代价值观。而村上不少作品在积极诉求个人自由、尊严和权利的同时，又较多含有后现代元素。如对宏大叙事、宏大目标或者理想主义的无视和揶揄，对意义、价值、体制和秩序的解构或消解。而没有在制度安排和个人尊严即 “高墙与鸡蛋”之间摆出一张对话的圆桌。挪用陈希我的修辞方式，没有在“墙”“蛋”之间开辟出足够广阔的灰色地带。更没有在这一地带竖起理想主义座标。甚至没有提供现实性出口。在“坚固的高墙与撞墙破碎的鸡蛋”之间选择站在鸡蛋一边，作为政治态度固然无可厚非，但事情并非总是非墙即蛋那么简单。

  应该说，村上有其局限性也很正常。任何人、任何作家一一无论多么风流倜傥才华出众一一也都有其局限性。除了宇宙，我一时还找不出没有局限性的存在。
  也是因为直接相关，主持人最后问正在一唱一和的我俩：村上今年能否得诺贝尔文学奖？我说就影响来说，诺贝尔文学奖不给村上是有失公正性的；而若真给了他，又有可能失去另一种公正性。你想，作为作家，村上捞得的东西已经足够多了：声望、影响、作品销量、其他各种奖项。至于银两就更不消说了，白花花光灿灿不知有多少。如果再把诺奖桂冠扣在他头上，让他去斯德哥尔摩体味他朝思暮想的“雪云散尽、阳光普照、海盗称臣、美人鱼歌唱”那美妙的场景，岂不太不公正了？别人还活不活了？陈希我说的更逗儿：如果村上得诺奖，那肯定是因为诺奖评委会“神经搭错弦了”。
  也快，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又要出炉了。是不是“太不公正了”，谁“神经搭错弦了”，不妨拭目以待。
                                         （2015.8.31）

《挪威的森林》：你选谁 

去年快结束的时候，我通过微博做了一项“微调查”：作为理想的婚恋对象，《挪威的森林》中你选谁？选项有直子、绿子、玲子、初美和渡边、木月、永泽、“敢死队”。

“评论”很快达148人次，其中明确表态者122人。122人中，男性组选绿子70人，选初美11人，选直子8人，选玲子6人。女性组，选永泽12人，选渡边8人，选木月4人，选“敢死队”3人。显而易见，绿子遥遥领先。作为译者也好作为男性也好，对此我不感到意外。颇为意外的是女孩们的选择：永泽票数居然超过渡边。须知，永泽可是有人格和道德污点的人啊！那么女孩们喜欢他什么呢？概括起来，A喜欢“他对自己事业的态度”；B喜欢他“活得明白”；C喜欢他那句名言：“不要同情自己，同情自己是卑鄙懦夫干的勾当”。甚至有人说曾用这句话鼓励自己度过人生艰难阶段。

相比之下，喜欢绿子的理由丰富得多也有趣得多。例如率真自然、热情奔放、生机勃勃，“简直就像迎着春天的晨光跳到世界上的一头小鹿”。再如，“活泼可爱能干，关键是还很漂亮”/“身上汇集着一个少女所有的乐观、好奇、调皮的生命力”/“这个活泼可爱的妹子在无聊的生活中点亮了我”。还有的说得那么感性，简直让人看得见他的笑脸：“选绿子啊，那么暖洋洋的姑娘！”不过也有男孩相对理性：“绿子那个状态，如果放在三十过后的人身上，就不合适了，有点儿二百五。二十多岁的残酷，就在于不得不去直面人生黑暗的现实，无人能免。绿子的洒脱有赖于旺盛的性欲、充沛的体力和不怕死的闯劲儿。渡边是早熟的，他早看清了青春迟早要挥霍一空，因而提前进入中年人的静观静思状态”。喏，这个男孩是不是快成渡边君了？作为老师，我觉得这样的男孩似乎就在自己身边——说来也怪，每级学生中必有两三个这样的男孩。他们稳重、沉思，喜欢独处，倾向于看历史、哲学、文学等“闲书”，平时沉默寡言，问到时侃侃而谈。我见了，每每为之心动，甚至不无感伤，暗暗祝福有一个喜欢他的女孩跟他一起走向远方。祝福之余，偶尔也会不期然想起自己远逝的青春岁月。

是的，我也曾有过青春岁月。但在那至关重要的若干年时间里，没有人——全然没有——问我喜欢哪个女孩，没人问我喜欢绿子还是直子。现在却有人问了。这不，在上面这则微博“评论”中，有一位反问我：“其实我更想知道您会选谁？”我选谁？说起来，翻译《挪威的森林》时还多少拖着一小截青春的尾巴。可是即使那时候我也没考虑过选谁的问题，毕竟有远为现实而严峻的问题要我考虑。至少要考虑怎样把这本书尽快译出来好多少填充不到月底就见底了的钱包。

不过这一问，倒是勾起一段往事。四五十年前的事了。一九六八年，“文革”进入第三年，我名义上初中毕业，回乡务农。由于年小体弱，不能和男劳动力一起出工，便被派到妇女堆里，和她们一起蹲在垄间薅地，薅谷苗中的杂草。妇女中有七八个女孩。其中有一个是我上小学时操场旁边一家农户的女儿，小我两岁，足够漂亮。红扑扑的脸蛋，水汪汪的眼睛，清亮亮的声音。唱歌尤其唱得好，“六一”演节目的时候听过她的独唱，歌声像上下课摇响的一串串铜铃声似的在山谷间的沙土操场上回荡。干活也手脚麻利，薅草总是薅在前头。好几次薅到垄头后回头帮我——四五十人里边只我一个男孩，也只我远远落在后边——我往前薅，她往后薅，四只薅草的手快碰上的时候，她看我一眼，我看她一眼：红扑扑的脸蛋在草帽下更红了，挂满晶莹的汗珠。我们都还十几岁，都没说话，默默对视一下，抹一把汗，直腰站起，一起走去垄头大家说说笑笑歇息的树阴下。

有这样一个场景我记得分外真切。夏天一次雨下得很大，村头平时踩石头可过的小河涨水了，涨得厉害。中午我从村外要进村干活的时候，见她正和两个同伴蹚水过河。裤腿挽得高高的，一直挽到大腿根那里。水深了，一下子漫过大腿根；水浅了，陡然露出两条白花花丰腴而苗条的大腿，在夏日阳光和河水波光的辉映之间，一闪一闪跳动着耀眼的光。而她全然没有在意，只管和同伴嘻笑着过河。实不相瞒，那是我生来第一次目睹年轻女性的裸腿。我好像有些眩晕，倒吸一口气，呆呆站在河一边一动不动——是的，一个全新的水晶般的世界忽然出现在我的眼前。

这一场景在我翻译《挪威的森林》译到绿子时似乎晃了晃，但未能整个闪出。后来翻译川端康成《伊豆舞女》时译到小舞女洗澡的场面：“连毛巾也没带，一丝不挂。小舞女！望着她那双腿如小桐树一般笔直的白皙裸体，我觉得仿佛有一股清泉从心头流过”——就在这一瞬间，心间倏然闪出当年裸腿过河的那个女孩、那个夏日场景。不错，正是这种感觉。

几年后我悄悄离开那座山村，独自进省城上了大学。第一年暑假回乡，听说她和我家邻院一个男孩好了。我分明觉出一丝妒意。但我能说什么呢？自始至终我们之间连一句话都没说过的！几十年后我回乡度假时还打听过她：她实际嫁去了二三十里外的一个小镇。

说不定，我曾经喜欢以至憧憬的，既不是绿子又不是小舞女，而是介于两人之间那样的女孩……

                                                                                                                                       （201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