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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 王建朗,黄克武主编.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2册
索取号:K250.07/1:2
馆藏复本情况:4

编辑推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大量档案文献史料的开放和全球化进程,以及国际学术潮流的衍变,海内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亦在不断发展、深化、创新,成果迭出。在此基础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凭借其在学界的巨大号召力与资源,组织两岸学者共同编写中国近代史,书稿以专题形式进行组织,本书为民国卷,分上下两册,上册为通史,下册为专题史,涉及时段为1840-1911年。在注重学界过往比较重视的政治、经济、外交史研究的同时,也注重体现近年来学术研究的新视角与新趋向,在思想、文化、社会史研究等方面,留有充分的写作与讨论空间。 

内容简介
    这是两岸著名学者第一次合作撰写民国史,其学术意义和社会意义不言而喻。 该书以专题形式,约请对相关领域素有研究的活跃在教学、科研第一线的两岸中生代学者撰文,编辑成《民国卷》,上册更多涉及民国政治、军事、外交,下卷主要关注民国经济、社会、文化,全书再现了民国历史的全貌及相关研究的*进展,可以说这是当下以华语写作的民国史研究的最重要成果。   

作者简介
   黄克武(Huang Ko-wu),男,出生于1957年,台湾中生代中国思想研究的代表人物,现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所长。牛津大学东方系硕士,斯坦福大学历史系博士。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和文化史等方面的研究。
  王建朗,男,1956年11月15日生,江苏姜埝人。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主任,兼任中国史学会秘书长。198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学位;198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研究生院,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9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1986年进入近代史研究所。1999年聘为研究员。2006年获享政府特殊津贴。2009年评为二级研究员。2010年9月至2013年11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党委书记。专业研究方向为近代中外关系史。

目  录
序 一【王建朗】
序 二【黄克武】


第一章 辛亥革命:“低烈度”与大业绩
一 大风暴的偶然与必然
二 革命的情势与理性的革命
三 革命的世界性和现代性
第二章 北洋政治的“乱”与“治”
一 制度建构:根本法的炮制与“法统”之争
二 取舍变化:国会及政党的建构与解构
三 重心失却:北洋军政体系的解构与重建
四 分合诉求:地方与中央的治权之争
第三章 北洋外交的成败
一 北洋时期的外交
二 北洋政府修约交涉与成果
第四章 训政框架下的国民政府
一 训政体制的建立
二 中央制度的演变
三 党政关系的发展
四 从训政到宪政
第五章 国民党的派系与内争
一 国民党派系的结构特点
二 北伐前国民党的地域性
三 党治与派系:继承权的正统之争
四 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的角逐
五 派系党化:蒋介石领袖地位的巩固
第六章 国民革命军的制度与战力
一 黄埔建军
二 军队政治工作
三 最高统帅
四 高级军官
五 中下级军官
六 士兵
七 情报
八 部队训练
九 武器装备与后勤补给
第七章 革命的底层动员:中共早期农民运动的动员·参与机制
一 群众的号召与动员
二 政治生态环境
三 农运讲习所与特派员机制
四 乡土社会的多元分化与农运的复杂面相
五 血缘与地缘:阻力亦助力
六 乡村权势争夺与斗争性动员
七 从“运动”群众到群众“运动”
第八章 中国苏维埃革命的源流
一 地权的悖论
二 公田问题
三 农民负担与农民生活
四 革命源流的可能解说
第九章 国共分合的背景、经过与原因
一 国共分合的背景
二 早期国民革命的成功之道
三 中共阶级革命的严重挫折
四 抗战中国共两党的再度较量
五 战后国共命运转换的内外因素
六 国共分合的内外动因与结局
第十章 战前蒋介石与中共、日本之间的三角关系
一 从友变敌
二 反共抚日
三 联共反日
第十一章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
一 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与中国的局部抗战
二 日本扩大侵略与中国的全面抗战
三 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融合
四 战后审判及战后问题的处理
第十二章 战时外交:从苦撑待变到大国擘画
一 争取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
二 反轴心国政策的明晰与推动美英援华制日
三 大国地位的争取与确立
四 战后版图的构想与实践
第十三章 汪精卫政权登场与落幕
一 恶邻入侵制造异形组织
二 抗战洪潮中的暗涛
三 汪精卫逆流而行
四 陷“都”重见“国民政府”
五 汪记政权坐困愁城
六 树倒猢狲散
第十四章 国民党统治的衰颓
一 “行宪”引发的政治乱局
二 币改造成的经济崩溃
三 决定性的淮海(徐蚌)会战
第十五章 国民党大陆统治的瓦解及其退台
一 国民党失去大陆的缘由
二 黄金与重要文物迁台
三 撤退来台及重起炉灶


第十六章 善后大借款析论:民国财政的奠基与民族主义的激荡
一 借款为立国之本
二 突破网罗的中外攻防
三 现实困境与历史记忆的叠合
四 民族情绪之挑起
五 各有所得的赛局
第十七章 从银元到法币:民国币制演进
一 银元时代的降临:废两改元
二 白银危机与法币制度的建立
三 法币盛极而衰终至崩溃
四 法币制度的历史地位
第十八章 近代中国银行业的变迁:以官商互动为中心
一 晚清近代银行业的兴起
二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银行业的发展
三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银行业的新动向
四 抗战时期及战后银行业的国家资本化
第十九章 阶级和职业:1930—1940年代上海银行界的政治和经济动态
一 上海银行界研究概论
二 1930年代上海银行业职员阶级的形成
三 1930年代上海的投机风气与社会问题
四 上海银行职员的舞弊问题和解决方法
五 中国共产党对上海银行界的统战
六 1949年后国民党对在港上海银行家的控制
七 国共之争中的上海银行界
第二十章 官僚资本与“官办商行”
一 “官僚资本”溯源
二 官僚资本的发生和发展
三 官僚资本成为众矢之的
四 国家资本抑或官僚资本
五 “官办商行”的个案研究
六 “官办商行”的特点
七 官僚资本研究概论
第二十一章 南京政府十年中美经济关系的考察
一 南京政府十年中美经济关系的重要性
二 南京政府十年中美经济关系的重要议题
三 南京政府十年中美经济关系之评析
第二十二章 党国体制肇建与商民运动之兴衰
一 国民党改组与商民运动的发起
二 商民运动与国共势力的竞争
三 商民运动的发展及其内部问题
四 商民协会被取消与商民运动的中止
第二十三章 民国乡村建设运动
一 乡村建设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二 乡村建设运动的内容及成效
三 乡村建设运动的历史评价
第二十四章 寻找富强之路:近代中国教育发展的观察
一 近代中国教育的演进
二 传统与西潮:清朝末年的新教育
三 启蒙与救亡:民国初年的新思潮
四 控制与建设:抗战前的党化教育
五 坚持与对抗:战时教育及其争论
第二十五章 由“学战”到“思想战”:民国时期的思想与学术
一 由“学战”到“思想战”:“思想界”具有的象征意义
二 书局·报章与大学:思想学术的载体
三 游走于新式传播媒介:读书人的“生意经”
四 政治·思想·学术
五 民国思想与学术流变之余论
第二十六章 信仰与社会:民国时期的宗教变动
一 民国初期的宗教格局
二 从神道设教到信仰自由
三 新思潮与宗教:非宗教运动与非基运动
四 政党与宗教
五 宗教自身的变革
六 宗教的社会影响
第二十七章 现代性与民国城市日常生活
一 城市日常生活的现代意义
二 民国市政的近代化
三 民国城市日常消费
四 民国的城市社会问题
五 民国城市的精神世界
第二十八章 民国时期的边海疆交涉
一 辛亥革命与多民族国民国家的认同
二 北京政府维系疆域的艰难努力
三 国民政府时期的边疆动荡与危机
四 雅尔塔密约与战后中国版图的确定
五 中缅边境交涉
六 南海诸岛主权之回归
第二十九章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双重奏——以云南为例
一 云南与中央关系的演进
二 翊赞中央:蔡锷时期(1911—1913)
三 独立竞逐:唐继尧时期(1913—1927)
四 羁縻控制:龙云时期(1928—1945)
五 决裂终结:卢汉时期(1945—1949)
六 云南所见之央地关系的意义
第三十章 祖国去来:日本统治与光复初期台湾人的两岸往来
一 台湾人往来两岸的历史背景
二 殖民体验与祖国想象
三 来去祖国:知识分子的经历与体悟
四 重回祖国怀抱:期待、实践与挫折
参考文献
人名索引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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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序  一
王建朗
        
   在不同人的眼中,有不同的近代。我们常说的中国近代,起于1840年,迄于1949年,几近110年的时间,在中国有文字以来的漫长的历史中,只是一个短暂的阶段。然而这百年之变,却是前所未有之巨大,它改变中国发展进程,调整中国发展方向,影响既深且巨,其波澜之余浪及今仍未平息。
   如此波澜迭起的近代史,演绎出不同的解读,就毫不奇怪了。即使在大陆学者的笔下,也有多种不同版本的近代史。悲情与豪情、苦闷彷徨与探索争辩以不同的方式流淌于研究者的笔端,海峡两岸的史家对于近代史认知的差距则更曾有天壤之别。随着这段历史的远去(距离是观察者保持客观的重要前提)与时代的进步,随着海峡两岸交流的密切,两岸对于近代史的认识在不断接近。在高频率的交流中,了解、借鉴与吸收彼岸的学术成果已成为学术研究的必备前提,两岸学术交流与交融达到了新的高度。可以说,“学术自由行”早已成为两岸学术交流的常态。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开始考虑由两岸学者共同撰写一部中国近代史,全面展示两岸对于近代史研究的最新思考和成果。我们的设想获得了两岸学者的积极响应。《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采取专题架构,约请活跃在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卓有研究的学者各自承担其专长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承担了该书的组织工作。值此《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付梓之际,略陈陋见一二,以为序。
   经历了“康乾盛世”后的中国是在一种漫不经心中进入近代的。中国所面临的危机,起初并不像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过的异族武装大规模入侵中原那样急迫。在统治者看来,似乎无非是利益之争、贸易之争,进而有些“边衅”而已。然而,在国门被不情愿地打开再打开之后,人们才渐渐意识到,中国将要发生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可谓“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也。
   近代中国所闯入的外来者具有两重性:其一,它是入侵者,它对中国权益的不断侵犯和夺取,使中国失去了诸多主权,失去了独立与平等地位;其二,它是较农业文明更为先进的工业文明的传入者。历史上,处于较高发展阶段的中原文明曾经多次同化了征服者。而此次,面对着更高发展阶段的文明,中国社会丧失了数千年来未曾丧失的文化优越感,面临着如何向入侵者学习的问题。
   简单说来,近代中国主要在做两件事:一是中国社会的全面近代化,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这是世界上其他国家也要行走的历程,向外部世界学习则是后进国家的必经之路;二是争取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平等地位,中国在原有的地区性国际体系中占有中心地位,近代以来逐渐沦落为一个失去诸多主权的弱国,中国要努力恢复平等地位,这一过程并非每个国家所必经。这两件事中,原应以第一件事为根本,为要务。但在近代中国(也不限于中国,若干后进国家也经历了这一过程),这两件事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第二件事成为第一件事的前提条件,不解决好第二件事,第一件事就无从做好。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努力去做第二件事竟成为历史发展主线,争取国家的独立平等被置于比争取社会发展更为优先的地位。
  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屡战屡败使清政府意识到了中外军力的差距。江宁条约及其后一系列条约的签订,使清政府经历了入主中原以来未曾有过的屈辱。一些有识之士看到了危机,主张睁眼看世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然而,这样的呼声并未撼动社会,撼动中枢。鸦片战争后的十余年间,除了在几个口岸增设了租界,增加了一些经商的洋人和布道的传教士外,中国社会并没有感受到更大的压力和危机,也没有产生只有在危机之下才能出现的学习西方赶超西方的强烈诉求。中国社会基本上仍在按照自己的逻辑和节奏缓慢地发展着。
    第二次鸦片战争给了中国猛烈一击。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因其战场偏于南方,且毕竟朝廷未以全力与之死拼,其结果尚不足以警醒国人的话,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军的抵抗不可谓不英勇,然而却无法抵御只有2.5万人的英法远征军,这一事实迫使国人无法继续闭眼沉浸于往日的辉煌。承认技不如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已不只是少数人的认识。
    在这前后,中国社会内部正经历着一场狂风暴雨,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旧式农民战争在它谢幕式的演出中,再一次展现了农民战争所具有的巨大能量,使一个已近末世的封建王朝的弱点充分地暴露出来。与旧时农民战争稍有不同的是,太平天国对西方宗教的思想资源进行了改造,构建了自己的造**理论,并明确地宣布与传统文化体系为敌。太平天国甚至提出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资政新编》,尽管这个政纲看起来与太平天国体系格格不入,也并未付诸实施(或者说并无实施的可能),但它的提出终究显示出西风已经吹进了东方大国的不同角落。《资政新编》的超前性使同时代的士大夫阵营相形见绌,甚至令人纳闷,如此政纲何以能在此时的造**阵营出现?观察太平天国两大未能实现的政纲《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编》,或许不必过于在意它的设计是否合理,是否具有操作性。它的出现,犹如长夜中的一星火花,体现了中国人对于平等的追求,对于现代的追求。遗憾的是,太平天国虽有火花闪现,但其实质与以往的农民战争并无太大不同,依然循着旧日农民战争的轨迹走向了败亡。
    内忧外患之中,清政府终于走上了改革之路。这场改革运动的强有力的推动者正是那些在平定造**的战场上建立了战功的将领。一方面,他们在战场上深切地体验到现代武器的威力,发展近代工业是他们的合理选择与要求;另一方面,他们的战功也为其在政治上的发言权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尽管不断面临着质疑与反对,但在这些务实且握有实权者的推动下,洋务运动还是拉开了帷幕,并一步步向前推进。
    洋务运动经历了一个从“自强”到“求富”的发展过程,从最初兴办急用的军事工业到注意发展民用工业,这是一个自然的发展过程,诚如李鸿章所说,“必先富而后能强”。经历了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晚清似乎出现了重新振奋的新气象。社会的相对稳定、大机器生产的出现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迅速提升、新式海军的建成等,给当政者及相当一批人造成“中兴”之感,“同光中兴”之说应时而生。殊不知,危机正悄悄逼近。
    洋务运动将自己的范围限定于“洋务”,而远离“洋制”。“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的根本原则,体用之分的意识十分清晰:用可学取西洋技艺,体必坚持祖宗之制。几乎洋务运动一开始,中体西用论便已出现,可说是利弊兼存。在早期阶段,它是主张学习西方者的理论武器,为突破顽固派的反对,开展洋务运动提供了理由。当京师同文馆拟开设天文、算学馆并聘洋人教习西方科学时,便曾遭到守旧者的强烈反对,将引进西方科学上升到“用夷变夏”的高度,中体西用说则提供了可以抵御顽固派攻击的另一种解说。另一方面,中体西用说也为洋务运动的演进与深化设立了限制。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这种局限更进一步地显现出来。
    与中国同受西方压迫的日本,以断然之心走上了学习西方的道路,进行了比中国更为坚决更为广泛的改革,成效大显,很快就走到了中国这个昔日老师的前头。不幸的是,决心“脱亚入欧”的日本走上了一条扩张的道路,并将矛头指向了中国。中国是它在东亚扩张不可绕过的障碍,只有打垮中国,才能成就其扩张之梦。当中国仍沉浸在中兴的虚假景象中时,日本已经开始了打垮中国的谋划。甲午一战,戳破了中兴的虚幻,国人痛定思痛,重新审视体用之说。
    其实,在办理洋务过程中,一些人已经意识到了中体西用论的弊端。曾任两广总督的张树声在1884年去世前留下的《遗折》中,言生前所不敢言,指出:“(西人)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
    甲午战争被视为洋务运动破产的明证。甲午战败后,更多的人终于意识到,仅仅限于器物层面的学习洋务是远远不够的。社会上要求变法的呼声四起。作为传统社会精英阶层的应试举人,怀着历史传承的使命感,发出了变法的呼声。千余名应试举人联名上书朝廷,史称“公车上书”,构成了戊戌变法的前奏。变法呼吁获得了社会的广泛响应,新式报刊、新式学堂、新式社团广为宣扬,一时蔚为风气,并终获朝廷认可。值得注意的是,“公车上书”及随后开展的变法宣传,冲破了传统社会对“士人干政”的禁令,开了近代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参与国家事务的先河,20世纪绵延不绝且威力巨大的学生运动,可以说由此而发端。这一集体性的政治参与方式,也为其他社会阶层参与政治提供了示范。由此,对国家事务的议论走出了庙堂。
    戊戌变法的实质是痛下决心以西人之法来取代祖宗之法。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康有为向光绪皇帝上呈了《日本变政考》和《俄彼得变政记》,且毫不讳言变法若采鉴日本,一切已足。不幸,戊戌变法因诸种因素而未成功。主事者或流亡海外,或血溅闹市,光绪皇帝失去权力,处于软禁状态中。
    戊戌变法失败后,曾经有所开放的社会出现了倒退,守旧与排外的思潮进一步发展。终于,在世纪之交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就民众而言,这虽说是一场自发的朴素的反帝爱国运动,但就朝廷和官府而言,却是一种愚蠢的无知的倒退行为。盲目的排外主义被纵容和鼓动起来,清政府同时对若干个世界一流国家宣战,将国家陷于劫难之中。战争的胜负毫无悬念,中国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除了接受有损国家主权的道歉、惩凶、驻军等条件外,仅是赔款一项,中国便要支付4.5亿两的白银。
    经历了如此沉重的打击后,清政府终于意识到中国与世界的巨大差距,社会上要求变革的呼声再起。清末新政拉开了大幕。1905年,清廷颁布上谕,宣布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1906年9月发布诏书,宣布“仿行宪政”,实施政治体制改革。
    清末十年的改革不能说毫无成就,改革官制、修订律例、编练新军、振兴实业、废除科举、兴办学堂、设谘议局资政院等,确有诸多进展。然而,在改革的速度和方向上,清政府和社会期待逐渐显现出巨大的落差。社会所期望的改革,是要限制君权,扩大民权,建立起现代的君主立宪体制。而清政府的目标则相反,它期望通过改革,将过去模糊的无所不包的君权明确化、法制化。它并不想通过改革来放权,而是要通过改革将专制君权披上现代的外衣。1908年8月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便显示了清廷的这一意图。大纲规定“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主将掌握颁行法律、召集及解散议院、设官制禄、统率陆海军、宣战媾和、订立条约、宣布戒严、司法等大权。1911年5月,责任内阁建立。在清政府公布的13名国务大臣中,满族9人,其中皇族7人,汉族仅4人,这一责任内阁被时人讥称为“皇族内阁”。其内阁名单的出台,向社会公开了清廷皇族的集权之心,使人们对预备立宪的前途失去信心。各省谘议局联合会两次上书朝廷,指出由近支王公充当内阁总理大臣,不符立宪国通例,要求另选贤能,组织名副其实的责任内阁,但遭清廷申斥。
    清政府如此拒绝改革,终于使立宪派抛弃幻想,走向清廷的对立面,而成为革命派的同路人。曾与革命派展开大论战的梁启超精辟地指出,是清廷制造了革命党,“伪改革者,革命之媒”,“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晚清的政治腐败、民生凋敝与清廷的拒绝改革,使社会对革命派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从不解与反对转化为同情与期待。孙中山回忆说,当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时,举国舆论莫不视其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诅咒谩骂之声,不绝于耳,但1900年惠州起义失败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则多为其扼腕叹息,恨其事之不成矣。
    清末十年,围绕着中国应走革命还是改良的道路,革命派和改良派争论激烈,甚至彼此恶语相向。这一争论影响深远,以至百年之后革命与改良优劣之争依然余波不断。后来人可以而且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度来观察那一段历史,厘清革命与改良的纠结。至少,下列两点意见值得我们注意。
    其一,革命与改良并不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对立选择,革命派和立宪派都是要在中国建立起近代民主政体,要实现国家的独立和富强,只是在实现的手段上存有分歧。两者都主张扩大民权,但一个要限制君权,一个要彻底取消君权。应该看到,尽管革命派与立宪派争吵不断,但在全局上却存在互动互利关系。两者之间的论战,使民主思想前所未有地普及开来。立宪派主导的国会请愿活动和收回利权运动为辛亥革命创造了有利条件。革命党人也对国会请愿运动和收回利权运动给予了声援和支持。
    其二,革命与改良的发生皆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并不取决于个人愿望。对于社会的转型,一般而言,改良总是比革命付出的代价要小得多。因此,以改良为首要选择、避免公开的暴力对抗应为常情。可以说,改良是社会发展的常态,暴力革命则是非常态。然而,古今中外的历史表明,革命与改良的发生是不依据于个人或群体的良好愿望的,它完全取决于社会矛盾的发展状态。当社会矛盾尖锐到改良不足以应对时,革命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当社会矛盾相对缓和之时,革命又绝非任何好事者所能煽动。
    由于清政府阻塞了改良之路,社会普遍弥漫着革命情绪,只是等待着有人出来登高一呼。
    辛亥之年,武昌首义,各地纷纷揭竿而起。数月之间,江山易色。从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起义,到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再到2月12日清帝颁布退位诏书,短短的四个月中,并没有经过特别重大的战役,清廷退出了历史舞台。可见,清廷的统治根基早已松散。
    辛亥革命推倒了皇帝,建立了当时在世界上还不多见的共和政体,中国成为亚洲唯一的共和国,成为世界上继美、法之后第三个实行民主共和制的大国。无论人们如何看待这场革命,又无论这一革命本身具有怎样的不成熟性,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辛亥革命都是一件划时代的重大事件。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替屡见不鲜,短或数年、数十年,长或数百年,然周而复始,无非是王朝易姓而已。辛亥革命所终结的,不仅仅是一个王朝,更是一个漫长的时代,一个长达数千年的王朝时代。
    辛亥革命后六年间,两次帝制复辟来去匆匆,一方面显示了专制思想的顽固性,一方面也告诉人们,封建帝制确实被扫进了垃圾堆,民主取代君主,成为社会不可挑战的共识。此前数十年,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提倡无君无父的民主,简直是大逆不道。即使在十余年前,在先进的中国人中,能否实施民主也还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历史的变化竟是如此之迅速。
    共和制度并不是一帖立竿见影的灵丹妙药。民国初建,并未立时给中国社会带来稳定,带来繁荣,甚而接引了一个持续的政治动荡时期,但它开辟了在专制制度下难以出现的新的发展的可能性则是无可置疑的。从思想到制度的大解放,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研究表明,北京政府统治时期并非像以前所描述的那样黑暗和低效。尽管这一时期呈现出转型期的动荡不安,但还是出现了经济的较快增长,有学者称之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而这一时期思想与学术的百家争鸣,则更是常常为后世所称道。
    辛亥之后,中国经历了一个由“宫廷政治”向“议会政治”的转向。然而,这一转向未能成功。在经历了十余年的持续动荡后,人们对议会政治失去了信心,转而寻求更具效率的政治体制。于是,一个融合了传统因素与现代政治观念、融合了中国因素与外国范例的政治方式产生了。1920年代,一种新的与西方迥然不同的“政党政治”出现了,由“议会政治”向“政党政治”的转向由此而发生。接受了苏俄理念的政党——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开始在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这种政党并不是作为一个选举组织而存在,而是作为一个有着共同信仰的有着严格纪律的实行高度集权的政治组织而存在。这种政党一出现,便显示了它与众不同的整合能量,开始主导此后的中国历史进程。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从1924年中国国民党改组并实行国共合作,到1928年北京政府垮台,短短数年间,新型政党显示了它强大的作战力。中国共产党在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方面,展现出巨大的能量。作为一个有信仰有主义的政党,它在动员社会方面展现出前所未有的非凡能力。中国由此而走上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治国或政党革命的道路,政党(或作为政党领袖的个人)在国家事务中成为中心角色。
    人们常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中国民众之所以能接受马列主义,接受苏俄道路,不只在于苏俄政权的示范,还在于西方列强的冷漠。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主动宣布废除沙俄政府在中国取得的若干特权,三次对华宣言展示了苏俄外交的公开性与正义性,获得中国社会的欢呼。人们认为苏俄是中国的好朋友,中国应该走苏俄的道路。与英美法冷漠对待中国恢复国家主权的要求相比,苏俄主动放弃不平等特权的宣言表现出了他们同情弱小民族的姿态,对比十分强烈。这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促进作用。孙中山在求助于英美援助而不可得时,把目光转移到苏俄身上。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与国共合作的形成,极大地影响了此后的中国走向。
    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也经历着一场变革。民国的建立,并未能即刻缓解中国外交的困境,并继续延续着晚清外交的某些惯性。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利用列强在欧洲作战的机会在东方采取行动,借口对德宣战占领了中国胶东半岛,在此基础上向中国提出了“二十一条”。在日本发出最后通牒后,北京政府不得不签署了一系列“民四条约”。这是进入民国后所订立的新的不平等条约。
    第一次世界大战同时给了中国外交一个缓慢抬头的机会,这个机会之源便是中国的参战。对于参战与否,中国内部产生了很大的争议,甚至出现了张勋复辟之类的闹剧。最终,北京政府决定对德宣战。通过宣战,中国废除了与德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取消了德国在华治外法权,德国在华军队也被解除武装。宣战还使中国获得了以战胜国身份参加战后和会的机会。宣布参战是中国第一次主动地参与世界事务,是近代以来中国外交政策从消极回避转向主动参与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意义重大。
    对战后巴黎和会,中国政府和民众都怀有较高期待。中国不仅要求收回德国的租借地及德国在山东享有的特权,还要求废除中国与日本签订的“民四条约”,废除列强在华享有的若干不平等特权。但和会结果令人大失所望,就连收回德国租借地这样的基本要求也未被和会所接受。巴黎和会的这一消息传回国内后,引起轩然大波,激发了五四爱国运动。中国代表团最终没有在和约上签字。这一大声说“不”的举动在近代中国外交史上十分罕见,它摆脱了以往中国外交始争终让的规律。在此后召开的在华盛顿会议上,中国再次提出废除不平等特权的要求。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虽未能如中国所愿,但它触发了中国的反帝爱国运动,对192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涨产生了巨大影响。
    1925年,北京政府发起修订不平等条约运动。修约活动大致有两种形式,一是召开关税会议和法权会议这样的多边会议,一是与单个国家展开双边交涉。关税会议初步达成协议,列强同意中国在1929年实现关税自主,中国政府承诺取消厘金制度。但关税会议进行之时,中国政局动荡不安,会议遂不了了之。法权会议则未有进展。会议对中国司法状况进行了调查,认为中国的司法状况不如人意,须待中国现代司法制度比较完善时方可讨论废除治外法权问题。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向条约到期国家发出照会,要求订立平等新约。在修约谈判中,面对抵制与拖延,北京政府曾单方面宣布废除与比利时、西班牙的条约。中国敢于单方面废除不平等条约,这在中国近代史上前所未有。
    当北京政府致力于通过谈判来修订不平等条约之时,南方的革命政府已经走得更远。孙中山改行联俄外交后,确立了反帝外交政策。孙中山去世后,国共合作的广州政府于1926年发起了北伐战争。北京政府此时开展的修约外交在南方政府看来远远不够。他们认为不平等条约不应该谈判修订而应该直接宣告废除,应断然实行“革命外交”。南方政府提出了两大口号:“打倒军阀”,“打倒列强”,采取了比北方政府激进的外交方针。以群众运动为前导,以北伐军部队为后盾,汉口、九江的英租界通过街头冲突、中国军警开进、谈判解决的三部曲而收回。在镇江,英国在北伐军到来之时主动提出交还镇江英租界。
    正当北伐战争胜利进行之时,国共合作的革命阵营发生分裂。以四一二政变为标志,国民党发起“清党”运动,将昔日的盟友推向血泊之中。共产党举起了武装斗争的旗帜,从城市到乡村,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国内战争。
    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促使国共开始了第二次合作。在攸关民族存亡的危机面前,国共两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分别承担起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战略合作关系。尽管抗战期间国共摩擦不断,有时甚至发生很严重的军事冲突,但国共合作大局仍得以维持,这为中国抗战能够坚持下去提供了基本保证。
    严重的民族危机,激发了中华民族的活力。中国在外交舞台上展现了前所未有的主动性。抗战前期,中国积极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促使德国保持了一段时期的中立,从而继续获得德国的军事物资,促使苏联提供了最大规模的对华援助,促使战争初期保持中立的英美逐步走上援华制日的道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积极推动国际反法西斯阵线的形成。中国两度派出远征部队入缅作战,最终解放了缅北大片地区。中国积极支持邻国的抗日活动,成为朝鲜和越南抗日力量的庇护所和大本营。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积极参与战时问题的讨论和战后秩序的设计,为创立联合国和建立公平合理的战后秩序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抗日战争不只是一场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还是一场更广泛意义上的民族解放战争。经此一战,中国的国际地位有了极大提高。中国不仅废除了束缚百年之久的不平等条约,成为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享有平等地位的国家,还担任了新成立的国际安全组织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成为对国际事务享有重要发言权的国家。近代以来,中国长久徘徊于国际舞台的边缘地带,抗日战争使中国重返中心舞台。这样的巨大变化,即使是最大胆的预言家在战争爆发前也是难以想象的。
    抗日战争对中国的内政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的政治格局在战争中悄然发生了重大变化,埋下了变革的种子。全面抵抗战争,迫使国民党实际上开放党禁,中国共产党获得合法地位,各民主政团也得以开展活动。抗战中发生了两次民主宪政运动,尤其是第二次运动,浪卷朝野,波及社会各个阶层。在城市,无论是在知识界,还是在工商阶层,实行民主政治已经成为各界的共同要求。可以说,到抗战后期,国民党一党统治的理论基础和社会基础已经开始崩塌,继续实施专制统治已经失去了合法性。于是,当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新的民主协商制度时,社会充满着期待。抗战已经为此后的政局变化做好了思想观念和舆论上的准备。抗日战争开启了中国政治变革的大门,这扇大门一旦打开,国民党已无力再行关闭。
    在抗战前期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一段时期,中美关系有极大改进,美国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盟友,中国也成为美国的重要伙伴。然而,随着美国越来越深入地走进中国,它更多更清楚地看到了国民党的黑暗面,对国民党日益失望。对抗战后期的民主运动,美国持一定程度的同情、肯定与支持态度,并一再敦促国民党政府做出响应。史迪威事件是中美矛盾发展的集中体现,一位上将级将领被盟国“驱逐”,这在美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为了缓和矛盾,美国做了妥协和退让,召回了史迪威。然而,美国对于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失望是深入骨髓的。一个为维护统治而拒绝改革的顽固形象已深深地刻在美国人的心中。这对战后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的坚定程度,不能不产生消极影响。
    战后,美国前参谋总长马歇尔奉命来华,试图调解国共军事冲突。尽管马歇尔做出了一些努力,但他最终仍无功而返,国共全面内战爆发。为了对抗苏联,阻止中国共产党获胜,美国选择支持国民党。然而,美国对蒋介石的支持是有条件有限度的。国民党难挽颓势,最终在国共较量中败下阵来。
    抗战结束之时,国民党的军事力量貌似仍占有巨大的优势,何以战后短短的三四年中国共力量对比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何以能如此迅速地夺取全国性胜利?人们对此有着不同角度的探讨,一个根本性的原因不可忽略:民心所向。当成千上万的获得了土地的农民组成了浩荡的支前大军时,当成千上万的失去了希望的市民为温饱为自由而走上街头时,民心的指向已十分清晰。人心思变,人们向往着一个新制度的到来。
    近代中国的巨变是在世界巨变中发生的。19世纪,西方列强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和速度向世界扩张,向东方扩张。这是一个奉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世纪,适者生存、弱肉强食被视为极为正常的规则,在列强的扩张浪潮中,古老而落后了的中国不幸成为其侵食对象,国家主权纷纷流失,国家地位一落千丈。中国人民为此进行了长期的艰难的抗争,力图恢复失去的国家主权,恢复在国际上的平等地位。这一抗争绵延百年,最终,在一次国际秩序的大变动中,中国抓住了机会,恢复了平等地位,并获得新的大国地位。
    如何面对外部世界一直是近代以来横亘在中国人面前的一道难题。对于中国人来说,列强是入侵者,又是先进文明的传入者,排拒还是学习,一直是中国人争论不休的话题。屈辱的经历,使包藏亡我之祸心的异族形象长久地存在于数代中国人的记忆中,挥之不去。在与入侵者的斗争中,在向西方文明的学习中,中国改造了自己,走上了一条既与自己的过去不同又与外国有别的独特的发展道路。曾有学者以“改变自己,影响世界”来概括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这或许是我们从近代历史中获得的极为重要的教益。
    《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得到海峡两岸学者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我的同事汪朝光先生承担了本书的各种事务性工作,我虽列名为主编之一,但贡献甚少,在此谨向汪朝光先生表示特别的感谢。徐思彦女士为本书的编审和出版工作付出巨大努力,使本书得以高质量地呈现于读者面前,在此一并表示由衷的感谢。
        
     二○一六年二月